dmitf 在权利意识充分发达的社会里，人们以权利为中心建构社会交往制度，通过程序来保证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的公正性。
通过异地任职，使本地人不能在本地做法官。(11)而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
政府行为不得违法和越权无效的原则统治英国法律界已经几百年。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在近忧与远患的排解上，是解近忧，还是除远患，是当代中国司法面临的政治选择。其中，法官个人独立获得了与法院审判独立同等的强调。可见我们在去年制定共同纲领及政府组织法的时候，对于司法工作就看得很重要。
(36)甘雯：《关于司法公正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当人们对司法主体缺乏一种必要的神圣感时，当一种制度将法官设计得和普通人无所区别时，当法官自己心甘情愿地混入世俗关系之中时，司法的权威便荡然无存，人们对司法的尊重也无所依凭。应当像罢工权一样，去争取职业和组织内的批评权，并在公共利益中予以保护。
[23] 参见〔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迁》，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第285-286页。（p.291） 其次是责任政治。但现代化风险一般不能按照这一原则得到正确的解释。也就是说，这种比例原则的要求根据风险的评估、对自由权介入的程度而定，在这些要素具有确定性时自然功能良好，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就难以充分发挥功能，应当转换为风险预防的程序性保护方案，让生产经营者承担对更好知识的观察义务和事后改善义务。
其次，在风险规制中，法律应当变更对传统合法性、确定性的追求，保留学习的机会，寻求对基本权利的动态保护。[24] 参见〔日〕山本隆司：《リスク行政の手続法構造》，载于城山英明、山本隆司編：《環境と生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版，第10页。
政治的开放和普遍化已成为新社会的重要课题。科技的好奇心首先是要对生产力有用，而与之相联系的危险总是被推后考虑或者完全不加考虑。在风险规制中，决策需要前提性知识，而创造这种知识的程序则是一个学术系统、专家与决策的国家机关之间进行制度性协调的过程。第二，伴有评估措施（评估的义务、评估委员会的设立、评估报告的制作）。
在提高生产力的努力中，相伴随的风险总是受到而且还在受到忽略。在应对现代化风险时，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在方法论上以客观的方式解释并科学地展现风险和威胁，还是轻视并掩盖风险和威胁。（p.290）简言之，就是要确保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以广开言路，发现新知。在那种意义上，现代化风险为局部的权力再分配预备了空间——部分地保持旧形式的责任，部分地明确改变它们。
（p.74）举证责任的分配模式从事后或者说从存在的制度功能上来说，迫使风险的制造者时刻保持观察义务，确保自己的生产经营与学问智慧、技术的发展水准同步，以减轻自身的论证负担和可能的经济损失。[⑦] 参见〔日〕川野英二：《リスクをめぐる審議——リスク社会におけるデモクラシーの問題》，载于《年報人間科学》第21号，2000年，第95页。
为了应对风险，很多国家正在着手建立企业安全的内部保障制度，设置安全管理员，实施自我监督，并建立内部举报机制，为内部知情人士及时的风险举报行为消除后顾之忧，进而实现企业的自我规制和自我完善。它包含了使预防危险的极权主义合法化的倾向，而极权的方式又会造成某些更坏的结果。
他认为，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贫困饥饿大抵不复存在，但人为风险的威胁却更为严重，没有阶级差别，也跨越国界。[⑥]因而，在社会学上，风险不像过去那样通过损害的发生概率×损害的规模来测定，而是以决定（Entscheidung）和归责可能性（Zurechnenbarkeit）为基准，从而是作为风险／危险来区别的。政治因忽视副作用而产生的副作用具有破坏政治自身的危险。易言之，在区别风险与危险之际重要的不是损害的发生概率，而在于损害是否因自身的决定而发生。政治机构逐步加强了决策的科学论证，甚至只是去执行科学专家的意见。风险批判不是一种规范的价值批判。
然而，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加剧了社会上贫富的两极分化，也引发了环境、生态、资源等方面的一系列危机，给植物、动物和人类自身造成了不可抗拒的威胁。风险和摩登（Modern）却正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之《风险社会》一书的两个关键词。
[22] 参见〔日〕山本隆司：《リスク行政の手続法構造》，载于城山英明、山本隆司編：《環境と生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版，第7-8页。科学的祛魅过程并不意味着专家的普通化，更不是科学家的退场。
二、风险社会何以形成？ 现代化的风险何以能形成社会，风险的意义和力量何在，这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需要回答的问题。（p.p.190-191）科学的去神秘化或祛魅（demystification）过程也同步展开。
贝克认为，要从科学内部减少外部的不安，其本质在于：（1）在多大程度上将应对症状替换为消除原因。（p.291）目前，企业的民主治理已成为较为广泛地展开。在德国，也存在着三分法，即危险、风险和剩余或残留风险。政治的保护、决定和论证功能会成为政治任务的核心。
几乎可以这样说，风险社会的格局的产生是由于工业社会的自信（众人一心赞同进步或生态影响和危险的抽象化）主导着工业社会中的人民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德国著名法学者迪·法比奥（Udo Di Fabio）指出，必要的实验法成为事物本质上要求法律动态地比照学问发展的行为形式。
（p.78）但即便从纯粹的科学来说，科学的实验多以动物为样本来测试产品的安全性，而且只注重单个产品的安全测试，对人类可能的差异关注不足，忽视不同风险混合叠加对人造成的风险。只有到正常化之时——无论是超越了保险范围的工业发展的正常化还是风险探索和风险的感性形式的正常化——风险问题在何种程度上以其自身的手段从内到外抵消和打破秩序问题才能辨别出来。
（p.276）虽然亚政治从政治的手中接过塑造社会的重要角色，但这绝不意味着政治从此退出江湖。工业社会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成功，人类的理性思维也不断高涨。
但面对着风险的全面迅速增长，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国家和企业界不得不反省，根据工业社会确定性的思维模式采取治理措施，去应对工业现代化不确定的风险，但这些措施反过来又形成了新的风险。以前决策的去政治化领域正通过风险认知朝着政治化方向发展，并且必须开放给公众监督和辩论。通过理性计算并预测风险，让人为决定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可以预见。反思性现代化既是风险治理的动力，又成为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贝克的风险 人类自产生以来似乎一直与风险相伴，在抵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在实践中要硬性划分，只能是出力不讨好。
当虚词的搭配和修饰能够改变实词（动词）的规范属性时，可以搭配。后者甚至认为：如果不参照，就是一种违反规范的行为。
尽管在法律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作为生活符号体系的法律，既有借助行为符号表达的，也有借助语言（歌唱）形式表达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生活事实的理解可谓大同小异，但对生活事实的表达可谓大相径庭。
